李跃生于70年代，湖南新邵人，现居深圳。11岁发表处女作，18岁作品入选湖南省小学四年级阅读教材，22岁加入湖南省作家协会。出版有散文集、随笔集、教育评论集多部，其中教育评论集《教育第三眼》入选2014年度“影响教师的一百本书”名单。

总有一些人，说到打仗就兴奋，就两眼放光，动不动就核平某某、宁愿某某不长草也要解放某某某等。我相信说这话的人其实并没有经历真正的战争，没有上过战场，没有切身领教过战乱的残酷。

这种残酷，不仅仅表现为死亡，表现为无数生命被枪炮声轻易抹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，在我看来，战乱的残酷，还在于蹂躏人类的情感，制造无数的生离死别。而这其中，当然包括爱情。

爱情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为美好的事物之一，是内心里最柔软最容易触痛的那一部分，战争对爱情的撕裂与摧毁，也由此变得格外惊心动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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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前，读到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90多岁老人穿透70多年时光的思念，令我读罢情难自抑。这种思念有多深，就意味着战争的残酷有多深。现略述其梗概如下——

1947年10月31日，就读于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医事职业学校的徐婉婵，在杭州体育场举办的联校体育比赛上，因为避雨认识了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第25期学员王振康。后来王振康借故来学校找她，“只见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美式空军制服，高耸的军帽帽檐压在眉毛上，英气逼人”——这样的情节，很容易令人联想起电影《魂断蓝桥》里的桥段，上尉罗伊和芭蕾舞女玛拉也是在一次空袭警报中认识的。

1948年冬天，笕桥中央航校紧急迁往台湾，王振康要随部队换防。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王振康迫切地希望徐婉婵和他结婚并一起去台湾。但单纯的徐婉婵并不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。苦读四年，再过半年就要毕业了，她想等拿到毕业证后再去台湾。

王振康无奈之下，送了她一张别致的新年贺卡。上面写着：祝您新年快乐、前途幸福，谨以此赠给我想念中的人儿。那是1948年12月15日，是他们的第一次分别，但万万没想到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在之后纷乱的岁月里，她始终将这张贺卡带在身边，连同王振康当年送的旗袍、扇子、派克金笔、香皂、布料等一直保留了70年。

1949年7月，徐婉婵终于毕业，但赴台结婚已成南柯一梦。3个月后，新政权宣告成立，也意味着她悲苦人生的开始。档案中“恋人为台湾空军飞行员”的字样，让她在一次次批斗中吃尽苦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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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这时，一个叫王耀振的医生同事开始追求她，也许是因为他的名字和王振康只相差一个字，她决定把自己嫁了。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证明，王耀振是个难得的好人。晚年，他知道妻子无法忘记王振康，请求几个孩子帮忙打听王振康的下落，以了却妻子多年的心愿。2014年12月，二女儿试着给台湾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。一个多月后，收到了台湾“国空安抚局”的回信。信中写道，王振康“已于中华民国44年9月20日因驾机参加演习失事，为国殉职，英烈留芳。”

2018年9月3日，台湾志愿者在台北碧潭空军公墓找到了王振康的墓碑，并帮她献上了一束玫瑰。这样的结局似乎圆满，但是，如今，她已是年逾9旬的白发老人，而她一生挚爱的王振康，生命停在了32岁，芳华永驻。这时间的凝固与流变，让人感慨何如。

这是一个无比凄美的故事。这种似乎更应该出现在小说及电影中的情感经历，竟然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生活，令人泪目。如果没有后来的战争，如果她能跟着他一起去台湾，谁知道她又会拥有什么样的完全不同的人生呢?这战争灌溉的玫瑰刺痛人心。所谓一瞬成永恒，有人从中读出了爱情的魅力，而我从中读出的，更是战争这架巨大机器的粗暴与残酷。个人的命运、情感，随时被它碾压成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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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由也想起了《巨流河》的作者齐邦媛女士。她曾经也和徐婉婵一样，爱过一个叫张大飞的飞行员。1936年，齐邦媛12岁，张大飞18岁——那年，他们第一次见面。后来，他们一直保持书信往来。从张大飞的信中，齐邦媛得知，1941年，他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。1942年夏天，他由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回国，与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空军混合大队，机头上仍漆鲨鱼嘴，报纸称他们为飞虎队。

1943年4月，19岁的齐邦媛正在迁至重庆的南开中学读高三，一天黄昏，一个小女孩跑来对齐邦媛说，有人在操场等你。“我出去，看到他由梅林走过来，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。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，说，‘邦媛，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，这么好看了呢。’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，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。”

“我跟着他往校门走，走了一半。骤雨落下，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，在一块屋檐下站住，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。隔着军装和皮带，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。只有片刻，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，说：‘我必须走了。’雨中，我看到他跑步到了门口，上了车。疾驰而去。”

多年以后，齐邦媛禁不住喟叹：“今生，我未再见他一面。”

1943年夏天，齐邦媛考入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。人还没住进宿舍，张大飞的信已经到了，他冲动地写道：“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，但是，我多么爱你，多么想你!”但那时他们都不知道，这是最后的告白。1945年5月18日，张大飞在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，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。

后来，航空队给齐邦媛寄来一个很大的包裹，用帆布袋装着，里面是齐邦媛写给张大飞的一百多封信。那一大包信，他曾仔细地按年份排好，第一封从湖南湘乡永丰镇寄的，小学毕业生的平安家书，最后一封是大学二年级外文系学生写的。从1938年到1944年，一个少女在残酷战争里成长的心路历程，完整地记录在那一百多封信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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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徐婉婵费尽心思与力气才打听到初恋男友的下落不同，1999年5月，齐邦媛去南京，偶然在地图上看到，南京有一座抗日航空烈士公墓。她让出租车司机带自己过去看看。在那里，她找到了张大飞，只不过，半个多世纪前，那个曾拥她入怀的英俊青年，已成了黑色大理石碑上的一个冰冷的名字。

令齐邦媛没有想到的是，这场还来不及发生的爱情，成了她的自传《巨流河》的大卖点之一。她曾就此向媒体表达了自己的不满：“合着有个张大飞的爱情故事，你们觉得好看，张大飞就是个可怜的、倒霉的小年轻人！我要讲的是更大的沉重。”

是的，她要讲述的是由战乱带来的一个大时代的沉重，是一条从东北延伸到台湾的巨流河。但是，换个角度看，人们之所以被她和张大飞的故事打动，不就是因为它以一种让人内心里翻江倒海的方式，体现了战争的残酷吗?所谓悲剧，就是把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爱情就是这样的至美之物，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毁灭爱情更让人心痛的了。

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”什么时候，我们能从对战争的宏大叙事与概念化口号中走出，将其还原从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尊严的生命，还原成与每一个人内心相通的人性与情感?